即使不说少年时代的十有五而失于学，也不说青年时期的那次心智转折，就只说磕磕绊绊地走到了现在，既然已不可能起孔子而问之了，也只能费尽心机去琢磨他的语句。
汉代士大夫就是通过引用《五经》的经传以及《论语》《孝经》等汉儒遵崇的儒家经典，来确立汉代政治制度、国家治理的合理性与合法性。诸父、兄弟，父子之纪也，以其有亲恩连也。
(25)《白虎通义》在《谏诤》章中还认为：诸侯诤，不从得去何？以屈尊申卑，孤恶君也。①人们往往将天子、君主主持制定与实施的有关国家政治及其典章制度方面的书籍称之为政典。⑩陈立：《白虎通疏证》卷八，《三纲六纪》，上册，第373-375页。地有三形，高、下、平。只是为了确立这些国家典章、礼乐制度、经世大法的历史合理性，故而大量引用儒家经典来论证这些政典。
亲属谏不待放者，骨肉无相去离之义也。皇者，何谓也？亦号也。遯卦初、四两爻之辞分别是遯尾，厉，好遯，君子吉，小人否。
这里，朱子指出，运用大衍筮法进行筮占操作的过程，就是人借助蓍草实现与太极之理、浑然一气以及天地分化后以天地为造化之本的永恒流转的大千世界感通的过程，就是接通之而最终与之感通为一的过程。万物万象因阴阳之气的造化，而归属于相互对待的阴阳两大类，而它们的属阴属阳，并非单纯简单的因其或为纯阴之物或为纯阳之物，而是阳中层层无尽地分阴阳、阴中也层层无尽地分阴阳，而令两大类阴阳互涵，以其一为主而已－以阳为主者属阳类，以阴为主者属阴类，于是，对待中同时彰显着互涵。及秦禁学，《易》为筮卜之书，独不禁，故传受者不绝也。两种爻画的阴阳之上，各分别加以阴阳，即成两画之四象。
此等义理阐发，本可独立进行，不必用以牵合傅会《易》。若果为义理作时，何不直述一件文字，如《中庸》、《大学》之书，言义理以晓人，须得画八卦则甚？此论对于人们辨析经传之别，不再过分拘执于传以解经，进而理清易学的源流迁变，独立而深入地解读《易》，意义重大。
其中，不易昭示的是尊卑有序的价值期许及其不可改变性。太极如一木生，上分而为枝干，又分而生花生叶，生生不穷。涵摄蕴示了阴阳之气及由其所造化出的事物、现象、格局彼此之间环环相扣、无有终穷的流转互通。故曰：《易》者，难读之书也。
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由卦所符示的《易》之谓易，其内涵有二，所谓：其卦本伏羲所画，有交易、变易之义，故谓之《易》。这就与另一部经典《春秋》形成了鲜明对照：《汉书》：‘《易》本隐以之显，《春秋》推见至隐。符号系统与文字系统互诠互显，二而为一。
因此他告诫弟子：如今不曾经历得许多事过，都自揍他道理不着，若便去看，也卒未得他受用。假设如此则如此，假设如彼则如彼，假设有这般事来，人处这般地位，便当恁地应。
同时，《艺文志》又称：六艺之文：《乐》以和神，仁之表也。从此，以此天人之学为其基本学术品格的易学成熟起来，并且有了学与术的划分。
在致1984年武汉《周易》学术讨论会的《代祝词》中，冯先生说：周易哲学可以称为宇宙代数学。而昼阳自午后又属阴，夜阴自子后又属阳。在这一点上，他又继承、深化、升华了邵雍须信画前原有易之说，将对《易》的解读提升到一个新境界，也就再一次空前深化了《易》的内涵。在朱子看来，对《周易》一书做出诠释而有《伊川易传》传世的程颐，仅仅揭示了《易》的变易之义，而没有揭示其交易之义，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阴阳有相对而言者，如东阳西阴，南阳北阴是也。在朱子看来，借助于爻画之阴阳，《易》透过六十四卦所符示的阴阳交易与变易底蕴，涵摄蕴示了天人宇宙间阴阳之气及由其所造化出的事物、现象、格局，各自的层层无尽的阴阳互涵、错杂一体，与彼此的对待互显。后世儒者鄙卜筮之说以为不足言，而所见太卑者，又泥于此而不通。
四营所接通的，则是人直下置身于其中的以天地为造化之本的处于往复循环的春生夏长秋收冬藏过程之中的大千世界。由《晋书·束皙传》所载西晋战国魏王墓《易》书之发现到近年来马王堆帛书《周易》、阜阳竹简《周易》、上海博物馆藏楚竹书《周易》等简帛佚籍之面世以及一些可能与筮占相关的所谓筮数或数字卦的出土可知，经传十二篇的这个面目的形成，经历了一段相当长的过程。
自将四十九策蓍草信手分为两份，至将左右蓍草四四分数后的余策夹于左手相应指间，完成了筮占操作的一变。大致而言，在汉代儒者的最后整理编纂下，于宣帝年间基本确立。
可见，他认为六十四卦为伏羲所画，卦辞作于文王，爻辞作于周公，传文作于孔子。四营结束，即产生出第三变的挂扐之策与过揲之策。
于是，整体大宇宙本只是一太极，而万物各有禀受，又自各全具一太极尔。朱子由衷感佩欧阳修之见：此说发明先儒所未到，最为有功。基于此，《十翼》充分诠显了宇宙人生万物万象的变易，并在《系辞传》进一步揭示了整体宇宙的变易生生，揭示了乾天坤地造化万有的简易品格以及造化所成的万物万象尊卑有序而和谐的归趋，这为后世易学解读出《易》之谓易的变易、简易与不易三种基本内涵。作为卜筮基本依据的伏羲无文字的六十四卦符号之《易》，最为圆融，它有交易、变易的丰富蕴涵。
玄学义理易学代表王弼与北宋儒门义理易学典范程颐则看重后者，有着象数为工具、义理为目的的高度学术自觉，乃至有得于辞，不达其意者有之。这一诠释视域及《周易》观，自其面世之日起，即因朱子学术地位之显赫，而触发了来自正反两个方面的不同回响，称其激起了易学界的巨大震荡乃至带来了对理学后续发展的不小冲击，一点也不为过。
八卦的阴阳之上，各分别加以阴阳，即成四画之十六符。爻辞对应九、六之变爻，故爻题称九、称六而不称七、八。
后文王见其不可晓，故为之作彖辞。如曰‘利涉大川，是利于行舟也。
而自文王、周公、孔子直至程颐等人，则逐渐偏离了《易》之本义，偏于说一些具体义理，因之以传解经并不的当，程颐等人之说偏差更大。故而三年置闰一次，五年则再度置闰一次(十九年而七闰)。四营结束，随之进入第三变。朱子认为，这才是《易》借助其卦的符号系列所涵摄蕴示的完整整体大宇宙图景。
宇宙人生万象，皆可纳入卦中爻画所符示的阴阳的范畴之内，《易》所开示的，约而言之，就是这一阴阳底蕴。朱子深有见于这一点，他说：《易》只是为卜筮而作，……古人于卜筮之官立之，凡数人。
四营之前的操作，接通的是太极之理与天地尚未分化的浑然一气。至此，他的《周易》观已完整显现出来。
及孔子系《易》，作《彖》、《象》、《文言》，则以‘元亨利贞为乾之四德，又非文王之《易》矣。余策置于手指之间，意味着接通了闰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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